2026 年 10 月 5 日,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李录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,出席第 36 届格雷厄姆与多德年度午餐会,与海尔布伦中心学术主任塔诺·桑托斯对谈。

这场对谈信息密度很高:前半场是价值投资的守则,后半场几乎是一份关于 AI、市场泡沫、中国经济和世界秩序的判断清单。下面按主题整理他的原话与论证。

一、价值投资:六条原则

李录把价值投资提炼为六条。前三条来自格雷厄姆:

第一,股票是企业的一部分所有权,不是一张用来买卖的纸。 买股票就是买公司。

第二,市场是为你服务的,不是来指导你的。 这是格雷厄姆对市场最深刻的洞察:报价是工具,不是指令。

第三,投资是预测未来,而未来不可预测,所以必须有安全边际。 安全边际既保护下行,也让上行回报更好。

第四条来自巴菲特:能力圈。每个人都会在某些领域形成专长,但最重要的是知道边界在哪里。“我们大多数人天生都会觉得,自己知道的比实际知道的多一点。”

第五条来自芒格:去有鱼的地方钓鱼。少人关注的市场、行业和国家,竞争更少,回报更好。

第六条是李录自己的延伸:财富是你在全球购买力中所占的份额。 黄金、钻石、货币的购买力都会被通胀侵蚀;财富的真正尺度是你能买到什么、能做什么。对应的做法是:以有利的价格,买入最有活力经济体中的优秀企业,给足时间创造价值,按持股比例分享增长。

二、市场:一座附带赌场的教堂

他把市场参与者分为四类:

  • 投资者:长期与企业相伴,等待价值创造。
  • 套利者:利用定价错误,从悲观者手里买入,卖给乐观者。
  • 投机者:猜别人会买还是会卖,不关心价值,也不参与价值创造。
  • 经纪商与做市商:为以上各类人提供交易便利。

多数人四类兼有;指数化投资,恰好是这四类参与者的平均结果。投机者的收益加总“大致为零”,是社会维持市场运转的一项成本。市场因此像“一座附带赌场的教堂”:教堂负责把储蓄配置到有生产力的地方,赌场则源于人性,是取得建筑许可时必须附带的部分。

这不是一个纯粹道德批判,而是一个比例问题。个人可以选择参与零和博弈还是价值创造;社会则要防止赌场膨胀到压倒教堂。

三、AI:从工具到“生命体”

这一轮为何不同

李录认为,过去几百年的技术变革,基本都是提高人类生产力的工具;这一次,人类开始沿着“工具—生命体”的连续谱移动。

路径很清楚:通过图灵测试 → 展现推理能力 → 会编程 → 成为能自主执行任务的智能体 → 多智能体协作、完成长程任务。硅谷的叙事继续外推:递归自我改进(RSI)→ AGI → ASI,最终造出一个“人造之神”,然后以万亿美元 IPO 的方式邀请所有人入股。

他不接受这个终局:

我们将生活在一个由人造之神统治的社会里,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接触它,而没有人真正理解它……我不认为有人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。

于是只有两种结果:要么技术根本不朝那个方向发展;要么走到某个时刻,全人类联合起来阻止它。他的红线是:无论是自主学习还是使用工具,都不能脱离人类的参与和监督。 RSI 里的“进步”由谁定义、由谁掌握,是最关键的红线。

他的定义与能力边界

李录给了一个暂定定义:AI 是利用庞大算力和精巧算法,在人类生成的全部数据及其一阶衍生数据之间,建立系统性、基于语境的关联,从而形成覆盖相当部分人类推理与智能活动的能力。

我们知道的,是它如何运作、如何变好;我们不知道的,是它为什么有效——这一点和人类理解自身的方式有点像。

他随即划出边界:AI 真正拉平的,是经济结构中的知识和技术服务层——把积累的知识和专业能力整合起来,让更多人能够使用。它改变不了能源与交通运输这样的基础层,也改变不了制造业的本质(把分子和原子重新组合)。它仍然牢牢处在人类生成的数据范围内,离生物学层级还极远:每个细胞包含约 50GB 的信息,还要乘以数万亿。

所以他的结论是双面的:这项技术非常有用、具有变革性,同时也极其危险——就业冲击、情感依赖、网络、生物和核风险都在其中。

增量成本:与互联网的根本区别

他还有一个观察:AI 与互联网不同,它不是一次投入、长期摊销,而是每次使用都产生新增成本。

这意味着成本、收入、利润、资本需求和财务纪律始终重要;也意味着发展速度必须匹配社会承受能力。用“软件的高毛利、零边际成本”去给 AI 估值,从根上就错了。

谁拿到租金

塔诺追问:既然 AI 输出需要人检查,那么能监督 AI 输出的人是否稀缺?李录大体认可这个推论。能在某个领域内判断 AI 对错、与 AI 有效沟通的人,会成为稀缺资源,经济租金会流向他们。

四、估值狂热与市场分化

李录用一份招股书描述当下的荒诞:一家自称研究实验室的公司,已经烧掉数百亿美元,承诺还要烧数千亿;它一边说这项技术有 10% 的概率导致所有人死亡,一边按 2 万亿美元估值募资至少 1000 亿美元。他没有点名,但对象不言而喻。

这两种说法不可能同时成立。但现实就是如此。

他给出几个坐标:

  • 英伟达市值占 GDP 的比例约 15%,历史上这个比例通常在 2%–4%。
  • 标普 500 在 2010 年之后的 16 年里,年化回报约 14%–15%;而 2000–2010 年的十年,回报恰好是零,甚至略负。
  • 把 26 年合起来看,年化回报是高个位数——与 GDP 实际增长 2% 加通胀 2%–3%、再加上上市公司筛选效应大体相符。

他的结论是:市场会在很长时间里做奇怪的事,但长期会回归理性。 极端可以持续很久,这不代表它可持续。

对理性投资者来说,分化本身就是机会:资本压倒性地流向顶端,意味着大量原本优秀的公司正在以很低的价格交易。美国如此,中国更极端。他也承认,保持理性非常困难,人很容易被卷进去。

五、中国:目标与代价

一个十年计划,和它的账单

李录把中国过去十年的选择讲得很直白: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,许多国家会在“中等收入陷阱”里停留四五十年。中国决定主动突破,于是有了“中国制造 2025”——不是五年计划,而是十年计划,列出约十个目标,推动制造业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。

贸易战和技术限制强化了这个判断:不突破,别人还可能把你按在天花板下。2021 年前后,科技自主被进一步加码,清单包括半导体、大飞机发动机、操作系统等。

代价则落在房地产和家庭资产负债表上:

  • 2021 年房价见顶;典型中国中产约 70% 的净资产在房产上,按揭约 50% 杠杆。
  • 此后五年,全国均价下跌约 40%,家庭总财富平均下降 60%–70%。
  • 家庭的自然反应是:减少消费、增加储蓄、尽量还债。
  • 消费增速降到约零;储蓄达到约 GDP 的 120%、约 165 万亿元;物价两三年基本不涨或略降。

同期,新房销售额下降约 70%,减少的约 10 万亿元/年,恰好接近每年投入制造业升级和技术效率的金额。资金流向在 2021 年前后完成切换。

两个中国

只看家庭端,是减少消费、增加储蓄、偿还债务;看制造端,则是另一幅图景:

  • “中国制造 2025”的每个目标基本实现,制造业稳步进入中高端。
  • 新能源、电动车、储能、电池、重型机械等领域,中国已经全球领先。
  • 半导体:美国的制裁反而带来了最宝贵的东西——需求。成熟制程的设备与制造已近乎完全自主,先进制程接近自主,只剩少数环节。
  • AI 生成代码正在帮助替代操作系统代码层等瓶颈,从 PC 到服务器、到半导体、再到 CUDA,一环一环被替代。

李录由此总结出中国的发展模式:大约每十年一组新目标,而前一个十年的目标,往往成为下一个十年的代价。环境、开发商,都是例子。这就是为什么几百年的发展过程,可以被压缩到 40 年内完成。

“目标还是代价”

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个判断:

作为投资者或企业家,你始终需要知道:你究竟是国家要支持的目标,还是实现目标所要付出的代价。

股市的位置

塔诺问:中国股市是“目标”还是“代价”?李录的回答是:不同阶段侧重不同。当房地产在家庭资产中的占比下降——它不会一直跌,因为有实际价值——必须有资产接替,构成国家、家庭和居民的财富。股权是唯一随经济增长而增长、同时又推动经济增长的资产。 两者构成飞轮。因此,某个时刻,股市必然要成为那个目标。

六、世界秩序:共同市场与相互依赖

李录把世界分成两层:

政治秩序的变化以几十年、上百年计。战后美国主导的秩序,经冷战结束形成统一格局,现在正在转型,去向未明。

经济秩序则更底层:几百年间,各国通过贸易逐步形成一个共同市场;30 年前苏联解体后,几乎所有国家和人口都加入进来。这个共同市场一旦形成,就很难主动退出——退出代价太大。贸易战和壁垒也挡不住比较优势:中美直接贸易下降,被墨西哥、东盟的增量抵消,总规模基本不变。

在这个结构上,最大的单一变化是中国崛起:庞大经济体、完整制造体系、技术自主,以及一个开放且规则统一的最大单一市场。与此同时,相互依赖只增不减。

他举了一个例子:所有生产 AI 芯片的地方,都有一个共同点——都用筷子。黄仁勋、陈立武、苏姿丰、陈福阳,都是如此。

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国家、作为企业,要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押注这项新技术,那么,我们就必须对使用筷子的人友善一些。

中美领导人在八个月内会面四次,每次最重要的成果之一,是安排下一次会面。这说明稳定本身具有战略重要性。各国都在激烈竞争,且都相信时间站在自己一边;正因如此,和平与稳定对每一方都至关重要。

七、问答摘录

成长股与科技股能不能用价值投资?

能。李录的定义很宽:“所有聪明的投资都是价值投资,因为你付出的是价格,得到的是价值。”无论现金返还型、快速成长型,还是低胜率高赔率型,最终都归结为对未来现金流折现的理解与估计——前提是你能理解这些现金流。原则不变,按能力圈应用。

加密是什么?

他的回答毫不含糊:不把它当回事,认为它最终会自行消失,因为“从根本上就是虚假的东西”。货币要有可靠的结算尺度和财富储存功能,靠的是背后的强制力量;“几个人在车库里创造出来的东西”做不到这一点。它便利犯罪和非法交易,“禁止它会让所有人过得更好”。唯一让步:有人愿意收藏,如同给某位艺术家的作品定价,属于个人偏好;从社会角度没有价值。

业绩落后怎么办?

这是资产管理行业最现实的问题。李录的回答是:不能两头都占。你不可能既参与双赢,又要求每天业绩漂亮——那样很快就会变成投机者。市场要么指导你,要么服务你,只能选一个;想混合,不如直接做指数。要做成业务,必须找到理念相同、愿意长期支持你的人。这行需要一点“基因变异”:你认为自己对,是因为逻辑和事实,不是因为别人赞同。不适合,就别勉强。

安全边际从哪里来?

价值投资者与其他人的显著区别,是极度重视下行保护。方法不神秘:从自己确实知道、可以确认的东西入手(比如资产负债表),从简单到复杂,让能力圈自然扩展,同时有意识地扩展它的边界。

知识与信任的复利

每隔十年,李录都会发现自己学到很多,“多到几乎成了另一个人”。他的核心观点是:知识能复利,资本才能复利;健康未必延长寿命,但可以延长有效工作的时间。零和博弈的问题在于知识无法积累,人越来越依赖非人手段,最终被替代。

他引用芒格:最高层次的人际关系,是“一张由彼此值得信赖而形成的无缝信任之网”。复利的基本理念,是不要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——知识、信任关系、智慧、健康。


资料来源:李录最新对谈:价值投资、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未来,虎嗅 APP / 芒格书院,2026 年 10 月 16 日。对谈发生于 2026 年 10 月 5 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第 36 届格雷厄姆与多德年度午餐会,该对谈全文经李录审定。